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呼和浩特机场在行动
其一，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同一性判断标准。
责令停产停业更为强硬，是要对既往违法行为施加打击和惩罚，属于罚的范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报应立场。[95]熊樟林，见前注[30]，第81页。
对于上述问题，理论界曾尝试提出大量解释，[13]代表性观点有两种： 第一，实质性判断标准。违法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二要素。此类行为由于剥夺了公民私有财产，很显然是具有不利益性的，也很容易会被认定为行政处罚。转引自（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59] 类似地，在征收排污费的性质认定上，形式违法性也无法提供准确答案。
但以不利益性加以解释，却可得出相反结论，因为违法所得只是一种利益，是一种好处和需要。[90]有研究者经考证后指出，在立法时，《行政处罚法》第23条之所以规定了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因为当年普遍存在罚而不纠以罚代管的现象，导致尽管有已经作出处罚决定，但违法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公共卫生理念第一次发 生转变亦是在 1848 年的英国。
广义的比例原则包含必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和最小损害原则，即衡量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是否合理，必须基于以下考量：其一，行政机关拟采取对行政相对人（如传染病患者及疑似传染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不利益的公共卫生措施，只有认定该行为对于达到保障公众健康目的是必要的，才能实施。公共卫生的治理不仅要求政府对公共卫生事务进行监督管理，亦要求政府承担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和保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法，是指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健康而行使紧急行政权对各类社会主体进行管理的法律规范。自人类文明诞生伊始，健康便是个人不可分割的属性之一，抑或说是个体的一种本能追求，正如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一般，个体亦本能地避免着来自自然界及其他个体对于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威胁。
虽然我国《宪法》并未直接表述公众健康权或者健康权的概念，但是从第 21 条、第 26 条、第 33 条第 3 款、第 45 条第 1 款、第 89 条第 7 项、第 107 条第 1 款、第 111 条第 2 款的体系性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宪法》构筑了我国公共卫生的基本任务。因此，应对非典、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应对体系。
渐渐地，当个体认识到单一的个人力量在应对健康安全威胁上的薄弱时，在对更大的健康与安全利益的向往之下，个体通过组建群落、组建家族乃至组建社会以应对健康威胁的机制便逐渐产生了，于是，健康的社会性也被逐渐地发现和认识。因此，唯有将公共卫生法律体系贯彻落实于公共卫生法治实施体系之中，发挥法之实效。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有逻辑地对公共卫生法律规范进行二次归纳来重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内部逻辑。完备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是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和逻辑起点。
因此，我国目前实际的公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或者说公共卫生法治实施核心主体是各级卫生监督局（所）。它以一种具备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将人类作为群体对疾病与健康的体验和认识反映出来，并厘清不同主体在其中所应享有或承担的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以适应社会之发展。新冠肺炎暴发初期，人们对武汉市在法律上有没有权力公布新冠肺炎疫情充满了争议，学者们就此总结发现了我国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发现了《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冲突。其三，公共卫生执法专业人才缺乏保障。
公共卫生法治实施体系可分为执法、司法、守法三大环节，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二，法治理念缺失削弱执法效力。
该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资料论证了各类疾病尤其是霍乱、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频发与住所周遭供水不足、排污缺陷、垃圾堆砌、住房拥挤等环境卫生有关，查德威克认为这些问题的治理主要在于城市工程师而非医师，其主张从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入手来预防疾病。另外，法治是人民权益和民生福祉的保护伞。
2020 年 9 月通过的《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对非恶意的不实报告，不予追究责任。无论是常态下还是紧急状态下，法治都是防止权力无限膨胀的有效手段。而在个人健康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个人，虽然国家具有为个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责，但是这一领域更多强调意思自治， 拥有意思自由的个人可以对自身的健康利益进行选择与有效支配，包括是否就医、选择何种医疗方案等。在调整方式上，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其调整手段亦主要表现为行政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而医事法则依托于临床医学、护理学、基础医学来探究疾病与个体的生理病理机制，通过对已发生的疾病或创伤予以治疗，来恢复已受损的个体健康。随后，伴随着细菌学革命以及免疫学、营养学、预防医学、流行病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公共卫生的内涵及外延不断地扩张并逐渐走向成熟。
1842 年，查德威克发表了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做了同样的规定，为外部的社会监督和医护人员的内部专业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无论学者主张如何，公共卫生法与医事法（亦有称医疗法或医疗服务法）一直作为卫生法体系下的两大子集存在于每一种体系划分之中。当然外部的社会监督亦有其自身的矫正功能，李文亮被湖北省追认为烈士，也是认可了吹哨人的外部监督作用。
公共卫生服务法，是指旨在为公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达到疾病预防目的，保障公众健康的法律规范。综上，从公共卫生法与医事法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知道，公共卫生法是以保障公众健康为目的， 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调整手段，依托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法律体系。
检索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卫生法是以法的形式固化国家、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在公共卫生治理、公共健康利益维护中的权力（利）、职责与界限。②非传染病防控与管理。1880年，法国巴黎粪便和垃圾处理问题引起世纪闻名的大恶臭，随即 1883— 1884年暴发霍乱，时任塞纳省省长的普贝勒连续颁布了 11条省长令，要求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规定了由政府回收垃圾的制度。因此，效力逻辑不仅仅停留在宪法— 基本法—专项法阶段，在每一个子类别之中，亦有嵌入纵向效力逻辑，把握好各法律法规之间适用次序的必要性。
当然，公共卫生也关注个人，因为个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同时也具备社会性，只有当群体的构成者——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免于伤害与疾病时，才能有效保障群体的健康。第三，在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之间留存相互嵌套的空间。
在 19 世纪英国传染病治理过程中，包括查德威克在内的诸多卫生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都一度坚信瘴气学说，认为传染病的产生是由于城市中腐败物质产生的传染性瘴气导致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政府作出了许多与公共卫生治理背道而驰的决定，比如盲目地将城市所有垃圾和粪便都排进泰晤士河，却导致了霍乱的远距离传播。无独有偶，人才培养囿于理论的不完善及学科定位和发展的受限而供给不足，亦使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严重缺如。
可以说，《法案》首次确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治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责，开启了政府主导现代公共卫生治理的先河。在公共卫生领域，给付行政主要表现为健康促进与公共卫生服务两大领域。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一如上文所述，单纯的效力逻辑仅能形成宪法— 基本法—专项法律法规的三层纵向结构，难以体现各层次的内部逻辑。而由于公共卫生法以大量的卫生行政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其实施体系也必然以卫生行政执法为核心， 又由于其多以预防为指导理念，因而卫生行政执法又常称为卫生监督。健康促进法，是指通过鼓励和引导公众采取健康生活方式以促使其自身达到良好的健康状态，提高个体抵御疾病、伤害能力的法律规范。
以上述六部分为基本框架，法国形成了开放式的公共卫生法典化体系，通过法律将公共卫生领域的政府职责进一步细化，并设立公共卫生监督研究所（INVS），国家药 品与健康产品安全局（ANSM），国家食品、环境与工作卫生安全署（ANSES），辐射防护与核安全研究所（IRSN），预防与健康教育研究所（INPES），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备与回应机构（EPRUS）等公共行政机构，形成法律—机构—职责的一体化公共卫生运行管理模式。公共卫生的法治史亦是一部科学发展史，是不断在科学探索中认识疾病，并用于指导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
学界亦有学者提出公共卫生法之分类主张，然多只言其然，而未言其所以然。【内容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建立系统、科学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
另外，以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为划分依据，虽然突出了理念与手段的差异性，但是两者亦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往往在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理上，需要两者兼顾。五、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 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是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自省系统，通过内外监督的协同作用而使公共卫生法的实施不偏离法治轨道，让其走得正。